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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寶書的世界史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19日 15:39:31

  當時西柏林自由大學的建筑物上懸掛著大幅標語“一切教授都是紙老虎”,很明顯是“帝國主義和一起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西方校園運動中的變體。


  整整五十年前,由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內部發行并多次修訂的《毛主席語錄》(以下簡稱《語錄》)在全國公開發行,被稱為“紅寶書”和“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短短幾年中成為中國有史以來印刷量最大的書籍,其語言風格影響了好幾代人。


  就在同一年,《語錄》也翻譯成多語種向世界很多國家大量密集發行,幾乎成了當時唯一對外發行的書籍。有關它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兩年前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論文集,書名是《毛的小紅書的世界史》(以下簡稱《小紅書的世界史》),介紹《語錄》在世界一些國家傳播及其衰落的過程,對了解整個文革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有一定參考價值。


  《小紅書的世界史》收集了十三篇論文,除了介紹《語錄》翻譯出版的過程和在中國國內的作用,主要介紹了它在坦桑尼亞、印度、秘魯、蘇聯、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東西德國、法國和美國的非裔和亞裔社會運動中的影響。論文的作者們在梳理《語錄》在這些國家的出版發行概況之外,都試圖把它的影響和興衰放在這些國家國內政治和對華關系的背景下,有一定的歷史和思想深度。


  幾乎神化的《語錄》


  坦桑尼亞是中國上世紀60年代在非洲的重要盟友,其領導人尼雷爾在獨立后提出烏賈瑪社會主義,把居住在傳統村社中的農民集中搬遷到烏賈瑪公社過集體生活。他數次訪華,視中國為榜樣。


  1967年,《語錄》的英文和斯瓦希里文本進入坦桑尼亞,不但在主要城市的書店出售,而且在一些鄉鎮的書店也能見到。


  受《語錄》的影響,坦桑尼亞領導人也開始編輯出版自己的《語錄》。1967年底,坦桑尼亞軍隊政治部編輯出版了總統卡魯梅的《語錄》(主要是他演講的內容)。隨著《語錄》的傳播,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公共場所也出現毛澤東的畫像。


  以《語錄》為標志的文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和坦桑尼亞國內政治中某些傾向很契合。1968年坦桑尼亞發動了“青年行動”和“服裝行動”,掃除殖民時代留下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飾和發式,例如迷你裙,緊身褲,假發和化妝品等等,同時提倡坦桑尼亞民族服裝,如尼雷爾本人喜愛的“毛制服”。


  由于獨立后國家經濟政策的偏差,城市青年就業成為問題,坦桑尼亞也發起了“回鄉知識青年運動”,號召城市青年下鄉落戶或接受鍛煉。


  但是,以《語錄》為象征的文革文化在坦桑尼亞也逐漸遭到了抵制。一些政府官員擔心青年反西方和反傳統運動中的暴力傾向失控。達累斯薩拉姆大學一些獨立思考的學生成立了批判文革影響的異議組織。但最重要的是尼雷爾的“烏賈瑪社會主義”烏托邦試驗本身的受挫,使得以《語錄》為標志的文革文化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在坦桑尼亞基本失去了影響。


  歐洲的阿爾巴尼亞在文革時期和中國被稱為是“天涯若比鄰”的盟友。因為這種關系,《語錄》在阿爾巴尼亞的傳播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但得到政府許可而且通過官方渠道進行的。


  1967年10月,首批5000冊《語錄》由專機送達阿爾巴尼亞,連同后來運去的,一共是10萬冊。后來運去的一些版本在裝幀上考究了一些,有塑料封皮,內頁有口袋,很多阿爾巴尼亞人把它當皮夾使用。


  從1967年下半年開始,《語錄》里的很多話和毛著中的論斷開始廣泛地在阿爾巴尼亞的學校、新聞和宣傳材料上出現。當阿爾巴尼亞的運動隊和文藝團體訪華時,在北京機場上他們被要求朗讀《語錄》中的片斷。阿政府有關部門特意為此發文,說雖然我們黨沒有這個習慣,但要這些訪華人員尊重中方的要求予以配合。


  阿爾巴尼亞在毛澤東去世后和中國公開鬧翻了,起因要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和解,后來是中國和阿的宿敵南斯拉夫和解。這兩個和解使得中國的朋友大大增加,阿爾巴尼亞的盟友地位下降,其領導人恩維爾?霍查自然有妒意。


  《語錄》在坦桑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影響得益于國家政權和中國的關系,但在絕大多數國家,它的影響是通過激進的社會運動實現的。


  在印度,《語錄》一度成為革命的圣經。由于印度是多語種的國家,由中國運來的《語錄》有英文、孟加拉文、泰米爾文、僧加羅文、馬來文和烏爾都文的版本。印度共產黨毛派領導人馬祖達1967年正式和黨主流派決裂,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在西孟加拉的那夏巴里發起暴力斗爭,他領導的印共因此被稱作那夏里特運動。


  那夏里特運動對《語錄》的宣傳和使用幾乎和中國文革時一樣。馬祖達向每個新加入組織的成員贈送《語錄》,數人組成一個學習小組交流心得體會,要求他們朗讀、背誦和引述其內容,在此過程中融合來自知識分子、學生和農村平民之間的身份差距。


  那夏里特宣傳中把《語錄》幾乎神化,下農村發動群眾時總是以朗誦它開始;戰士們視《語錄》為武器,一刻不離身。有一篇報道說一個少年戰士回家對自己的母親宣傳《語錄》,連吃飯時間也在引述和背誦毛的教導。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語錄》的影響在那夏里特運動中突然衰落,原因除了馬祖達對它的狂熱信奉引起一些成員的反感,還和中國此時對個人崇拜的降溫有關。


  東西德國的毛圣經


  在西方國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發行的《語錄》最早1966年底就開始出現。在法國,到1967年一月,巴黎一地售出的法文版《語錄》已有四千冊。此后,以出版發行左翼和新左翼的政治和學術著作聞名的EditionsSeuil出版社也出版了《語錄》的法文版。


  在西德,1967年時約有十萬冊《語錄》在流傳,共有三個版本。第一是中國官方北京外文出版社印刷的,外包紅色塑料封皮,主要是由極少數前往東柏林的西德學生從中國駐東德使館那里偷偷攜帶回來的。


  1967年夏秋,大量來自東德和西德的學生前往中國駐東德大使館,有時一天可達六七十人,多半是要求得到《語錄》和其他有關文革的宣傳品。1968年初,東德當局在中國大使館周圍設警,禁止進入使館,此后北京版《語錄》在西德外傳的數量下降。


  第二個版本是法蘭克福一家名為Fischer的左翼出版社印刷的,由一個學習中文、喜歡毛澤東哲學思想和詩詞的德國學生翻譯。


  第三是由一個叫Marienburg的出版社印刷的,書名改成《毛澤東語錄――七億人的必讀書》。但這個版本的《語錄》是西德右翼用于反宣傳的,在1967年,這本書也出版了兩萬冊。


  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語錄》的推崇幫助了它在非西方世界的傳播。英國劍橋大學有一個著名女經濟學家喬安?羅賓遜,從1950到1970年代在西方經濟學界有很大影響,她的學生中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阿瑪蒂亞?森和約瑟夫?斯蒂格里茲。


  羅賓遜是西方經濟學家中著名的左翼人士,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數次訪問過中國和朝鮮,贊揚中國的經濟制度。在她關于中國的三本書中有一本題目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她也稱贊金日成是救世主,他領導下的朝鮮創造了“經濟奇跡”。


  羅賓遜關心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在上世紀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頻繁訪問印度,是印度最有影響的社會科學機構“發展研究中心”和德里大學的客座研究員。


  《小紅書的世界史》中關于印度的文章里介紹說,羅賓遜文革中訪問了中國之后就去了印度,據說她手里揮舞著《語錄》,用其中的字句回答批評性的問題。例如有人說:“難道你不認為馬克思主義很教條嗎?”她回答說:“毛主席說教條主義比狗屎還糟糕。”


  在實證方面相對做得比較詳細的,是有關《語錄》在東西兩個德國流傳的文章,題目是“東西德國的毛圣經”。


  文章提到了西德大學生占領校園的過程中出現的《語錄》,其中提到當時西柏林自由大學的建筑物上懸掛著大幅標語“一切教授都是紙老虎”,很明顯是毛語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西方校園運動中的變體。


  為了限制左派宣傳品的泛濫,西德警方宣布學生在公開場合出售書籍是違法經商。學生們想出了對抗的方法:因為學生出售西紅柿不犯法,所以他們宣布每個西紅柿賣兩個馬克(這顯然是遠高于西紅柿的市場價),但奉送一本毛語錄。


  這個行為不但合法化了《語錄》的公開流通,也暗指著《語錄》是可以投擲的“武器”,因為在和警方對峙中,學生經常投擲西紅柿,后來確實也曾投擲過《語錄》。


  毛澤東上世紀60年代上半期發表的支持美國黑人反種族主義斗爭的言論和聲明,引起了一些美國黑人政治活動家的重視,黑人激進組織“黑豹黨”的代表人物休伊?紐頓早在1966年前就開始閱讀毛澤東著作,從1967年開始就向運動成員推薦《語錄》,要他們認真閱讀。


  在《語錄》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地方,紐頓就說:“把它們換成黑豹黨和美國黑人就行了”。


  黑豹黨通過發放《語錄》來招募成員,建立組織,通過閱讀它理解斗爭的概念。由于《語錄》代表了非西方有色人種的革命理論,比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來源于歐美的批判理論更受非裔美國人的信任。


  如果要說《小紅書的世界史》另外還有缺憾的話,那就是全書沒有一篇論文介紹和分析《語錄》在東南亞,尤其是東南亞華人世界的影響。


  在世界范圍內,東南亞和這個地區的華人社會可以說是受以《語錄》為代表的文革文化影響最大的地方。這個絕大多數的左派和共產黨組織甚至武裝力量都處于來自北方的影響之下。《語錄》在這個地區的流行規模也是最廣泛的。


  所以,東南亞地區研究的缺席,也是這本論文集的一個缺憾。


  為了打鬼,借助鐘馗


  就數量和規模來說,小紅書在60年代下半期越出國境的流行,可以算是世界文化傳播史上罕有的現象。但它在絕大多數地方的流行大概最多只有四到五年,然后湮沒無聞,今天除了在舊書市場偶爾可以見到,基本上沒有讀者。換了任何一本書,如果曾經達到如此規模的發行和流通量,其繼續存在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因此,可以說是其興也勃,其衰也忽。究其緣故,恐怕有內外兩個重要原因。


  內部原因是小紅書當年在世界范圍內的流行,用今天的話來說,本來就是上世紀60年代下半期中國特定國情下的文化輸出戰略,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正常現象。當國家文化戰略轉型了,特定文化產品也就過時了。到1970年左右中國政府就不再支持《語錄》的輸出了。而外部原因,則用得著小紅書的作者自己在那個年代的兩句話。毛澤東1967年對阿爾巴尼亞專家說自己的書出了中國就沒什么用了,這恐怕更多地不是自謙,而是自省。


  就在那之前,他還就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說那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其實,這個比喻用在《語錄》的世界性影響上更符合實際:從《小紅書的世界史》中以及筆者了解的其他案例來看,《語錄》在絕大多數國家的流行,都和當地的實用主義政治有關。


  這種實用主義政治或是像阿爾巴尼亞那樣出于確保中國援助的需要,或是不顧《語錄》的中國語境,生抄照搬,再不就是夸張它的象征性,把它當作政治波普和文化時髦。總之,都是把小紅書當作鐘馗甚至是道具來用。這就是《語錄》的世界流行史留下的教訓。作者: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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